目录与摘要|《探索》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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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特约栏目主持人:秦宣)
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时代价值
孙会岩
江山与人民:习近平关于人心向背重要论述的核心理念
何锡辉探索笔会
乡村建设行动中的农民参与:从阶梯到框架
邓大才
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公共选择逻辑——基于15个省份150份政策文本的分析
衡霞
乡村建设行动中农民声音的有效表达与责任效力
张利明
政治学研究
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功能:农村协商民主的规范完善与规则耦合
张师伟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逻辑:从技术操作、结构生成到制度演化——基于中轴性概念的分析
韩福国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行政的公共性审视——基于“人机关系”的视野
王张华,颜佳华
政党治理
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中的主体定位及其职责完善
王立峰,李洪川
法规适应:党内法规制定试点工作的实践要义——基于深圳的经验分析
袁超,龙雪岗
公共治理
中国“治理”话语的时空规定性及其政治使命
苏曦凌
“互联网+政务服务”公民获得感:理论内涵与测量维度
李燕
优化营商环境畅通双循环的地方政府作为
谢来位
思想文化建设与传播
中国精神指引人民信仰的本体优势、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张敏娜
网络民族主义图像化的出场、生成与应对
郁有凯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时代价值
摘要:组织路线是现代政党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正确组织路线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已经提出了组织路线概念。随着革命形势发展,逐渐形成“任人唯贤”为重点的组织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组织路线在“又红又专”的基础上继续延展。改革开放以来,组织路线进一步沿着制度化趋势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科学界定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回顾组织路线的发展历程,可得出重要的时代价值,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组织路线的根本支撑,锻造有力的组织体系是组织路线的重点内容,建设好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是组织路线的着力点,抓好组织制度建设是组织路线的重要保障。这些时代价值,对于提升政党治理现代化水平、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孙会岩(1986—),男,博士,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江山与人民:习近平关于人心向背重要论述的核心理念
摘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人心向背问题,强调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 人心向背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要求全体党员必须站稳人民立场,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为守好红色江山、守好人民的心而努力奋斗。这构成了习近平关于人心向背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价值指向。习近平从地位、作用、表征、目的等维度阐释了新时代人心向背的丰富内涵,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根本问题,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阐述了人心向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心凝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与迎接重大挑战的力量汇聚、提升党执政能力的强大动力等重大问题的重要价值,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思想指导与理论指引。
作者:何锡辉(1994—),男,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乡村建设行动中的农民参与:从阶梯到框架
摘要:乡村建设行动的有效性取决于农民参与,而农民参与的有效性则由参与框架决定。通过对8个案例的实证研究发现,乡村建设行动作为一个行动单元,其参与有着治理的共性,也有着建设行动的治理特性。乡村建设行 动中的农民参与由政府、村庄和农民共同促成,缺一不可。机会-赋权、意愿-责任、规则-程序3个维度决定的农民参与程度构成了农民的参与框架。农民参与框架的3个维度又可分解为8个要素。由3个维度和8个要素构成的参与框架共同决定着农民参与阶梯。
作者:邓大才(1970—),男,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公共选择逻辑——基于15个省份150份政策文本的分析
摘要:地方政府在农村社区治理方面的公共选择决定其能力提升可能获得的支持性举措。研究依托2013年至2020年我国15个省份的120份政府工作报告及与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的30份政策文件,从内容、时间和空间维度解析农村社区治理能力中的政府选择,可以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财税支持和产业扶持等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有所下降,法治建设、行政制度改革、考核与激励等价值理性工具提及的频率均有所上升。这表明地方政府在治理理念和方式上的转变,即逐渐减轻对物质工具的依赖,愈加重视制度理性的作用。
作者:衡霞(1973—),女,博士,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乡村建设行动中农民声音的有效表达与责任效力
摘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需要国家进行积极干预的同时,也要充分倾听基层心声,重视农民的声音。在理论层 面上,有效的声音表达有利于了解农民需求偏好、形成集体共识、提升基层责任、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通过案例研究 和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声音的有效表达需要一定的条件,取决于村庄横向上的“反弹效应”和政府纵向上的“反馈效应”。横向的“反弹效应”遵循“便利性”和“承认性”两大标准,由此形塑“责任农民”;纵向的“反馈效应”要求政府及 时、有效回应农民声音,由此形塑“责任政府”。两大效应根据强弱程度的不同分别形成“理想类型”“弱效应表达”“杂乱无章表达”“无声与沉默”四种表达类型。乡村建设行动的推进需要建立多层次、制度化的声音表达体系,提升农民声音表达的有效性,在建设过程中促进声音表达与责任效力的双重提升。
作者:张利明(1987—),男,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功能:农村协商民主的规范完善与规则耦合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生活内容、组织形式以及治理机制等明显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协商民主给农村社会提供了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平台,但农村多元治理主体的并存共治亟待理顺彼此之间的关系。各主体行为规范的完善及不同规则的逻辑耦合就成为农村协商民主能否稳健存在及有序运行的关键。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治理的领导核心,在农村协商民主的规范完善及规则耦合方面扮演着组织领导的重要角色。基层党组织既要指导多元主体各自的规范完善以保证其民主性,又要负责农村治理整体性规则的耦合以增强农村治理的整体性及协调性,从而推动农村协商民主的规范运行和农村治理的成熟完善。
作者:张师伟(1973—),男,博士,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逻辑:从技术操作、结构生成到制度演化——基于中轴性概念的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呈现出三个层面上相互关联的中轴性概念,形成理解地方政府创新的逻辑支撑,但这些概念容易混淆。第一个层面是地方政府创新的技术性概念,包括科学与民主、国际与本土等日常困扰学术研究与实际操作的概念。第二个层面是构成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性概念,涉及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生成问题。第三个层面是演化性概念,涉及地方政府创新的横向扩散与纵向扩展等议题,指向地方政府创新的内容究竟能否制度化这一根本问题。在政府创新的实际演化过程中技术性概念与结构性概念之间产生一系列冲突和张力,这种概念冲突实际上表征着政府创新过程的体制性阻力、社会性压力和维持性困境。
作者:韩福国(1976—),男,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主任。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行政的公共性审视——基于“人机关系”的视野
摘要:人工智能与公共行政融合的不断加深,推动着公共行政范式向“算法行政”转换。从人机关系视野来看,算法行政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人工智能体嵌入以及人类(公共管理者)角色被替代,人类必须在场的传统公共行政范式面临重构,人类不必在场的情景越来越多,使得围绕人类所建构的“人际秩序”逐渐被围绕智能技术所建构的“机器秩序”取代。人类的主体角色和理性价值开始被弱化,潜在滑向算法支配的隐忧,存在公共性流失的可能。为确保算法行政朝着改进公共治理绩效、提升公共治理价值以及优化公共利益分配的目标行进,需要高扬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旗帜,塑造人机和谐共生的链接机制,划定算法介入治理的现实边界,搭建智能算法向善的平台系统。
作者:王张华(1990—),男,博士,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颜佳华(1963—),男,博士,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中的主体定位及其职责完善
摘要: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的研究较多侧重于一般原则和运行机制,学界对二者在实施中涉及的主体及其职责关注不足。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发挥作用,这些主体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中承担着重要职责。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的第一责任主体是党政主要负责人;立规与立法环节承担衔接和协调主要工作的是法制工作机构;执规与执法过程中承担牵头责任的是党委政法委;督规与司法环节衔接和协调则需要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协调配合;各种协调小组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过程中具有示范作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应当注意这些多元主体存在的事实,厘清这些主体各自职责及其相互关系,从而有助于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
作者:王立峰(1976—),男,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洪川(1990—),男,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法律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法规适应:党内法规制定试点工作的实践要义——基于深圳的经验分析
摘要:由中共中央授权地方党委进行的党内法规制定试点工作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实践环节,在 党内法规制定主体扩容可行性、地方党内法规制定程序科学规范性以及法规在适应于地方推进基层党建与纠正“四风”问题方面的行之有效性等方面承担着先行先试任务。由此决定了“法规适应”应是党内法规制定试点工作的实践要义,要求试点地方党委充分结合地方特点、回应现实问题、适应地方发展。深圳40年经济特区建设在基层党建和作风建设方面虽然创造了一定有利条件,但也面临一些问题,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深圳地方党内法规制定与实施的适应性依据。具体而言,深圳市委围绕推进基层党建、纠正“四风”问题以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方面制定出台了5部地方特色鲜明的党内法规,并主要在以下两大方面作了适应性探索:一是在地方党内法规制定程序上,探索出“五项工作机制”;二是在党内法规构建路径上,探索出以“特定行为主体”和“特定内容事项”为中心的党内法规构建 逻辑。从整体上看,深圳在这方面的探索彰显出对于党建引领城市治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乃至中国特色“治党-党治”实践的创新价值与政治意义。
作者:袁超(1988—),男,博士,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龙雪岗(1993—),男,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治理”话语的时空规定性及其政治使命
摘要:“治理”是一个“被使用”远胜于“被理解”的概念。西方治理概念及其理论自外而内的嫁接式传播与国内治理话语自上而下的组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着治理的话语紊乱问题。在中国国家场域中,治理话语有着特殊的时空规定性。就空间规定性而言,治理是为实现和谐政治生活而采取的整体性政治行动,治理的结构具有一体化特征,治理的职能是政治统治与公共管理的统一,治理的格局是共建共治共享。就时间规定性而言,治理话语是对一般“管理”方法的升华和优化,是从“应对之策”上升为“制度之治”。这种特定的时空规定性,决定了治理话语的政治使命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具体体现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追求、累积和彰显中国国家制度优势的价值追求、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行动追求、为制度优势向效能转化提供 知识储备的学科追求等。
作者:苏曦凌(1978—),男,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互联网+政务服务”公民获得感:理论内涵与测量维度
摘要:在全面实施“获得感”提升战略的背景下,“公民获得感”已成为检验“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成效的“试金石”,但迄今尚缺乏关于“互联网+政务服务”公民获得感理论内涵与测量维度的学术探讨。扎根理论分析表明:“互联网+政务服务”获得感与公民的电子政务使用行为密切相关;公众期待与实际获益是“互联网+政务服务”获得感的构成要素;个体对于“互联网+政务服务”获得感的评价受到过程导向与结果导向双重思维的影响;“互联网+政务服务”公民获得感基于比较而产生,特别注重实际获益的“帕累托改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公民获得感呈现出边际递减效应和强制使用导致的抵消效应两个动态特征。公众通常从服务质量、系统质量、信息质量、可得性、实效性、办事成本、公平性等七个维度来评估自己关于“互联网+政务服务”获得感。
作者:李燕(1988—),女,博士,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优化营商环境畅通双循环的地方政府作为
摘要:进入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政府营造平等性、自主性、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优化营商环境畅通双循环过程中,面对行政审批权力取消和下放的利弊权衡、行政执法自由裁量空间的宽严程度把握、产业扶持政策的短期利益与局部利益考虑等地方政府的作为考量,亟待夯实政府放管结合的制度基础以降低简政放权安全风险、以优化营商环境的政府作为目标为指归健全考核体系、健全营商环境法律救济机制以加强市场主体权益保障,推动地方政府积极作为,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
作者:谢来位(1970—),男,博士,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教研部主任,教授。中国精神指引人民信仰的本体优势、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构筑中国精神,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中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文化融通的精神结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底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倡导,具备指引人民信仰的思想指南、价值导向、政治保障三重优势。目前中国精神在指引人民信仰上的蕴涵梳理与阐发供给,还存在不适应信仰形成阶段性发展需求、不适应信仰双重功能作用发挥需求、不适应信仰主体阶层差异需求三组矛盾。解构信仰的神化、物化与虚化,须从以求真精神指引心性生命重返人心自由、以尚善精神指引德性生命重建人格高贵、以审美精神指引灵性生命重炼人品纯良三个维度,寻求中国精神指引新信仰形态生成的路径突破。
作者:张敏娜(1978—),女,博士,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网络民族主义图像化的出场、生成与应对
摘要:图像元素以不同于以往传统媒介的新形态,成为激发网络民族主义的重要因素。媒介扩张语境下图像引发的民族情感因素逐级增加、技术赋权语境下图像带来网络民族主义自主建构能力显著增强、社会发展语境下图像助推网络民族主义话语权力重心发生转移,这些构成了网络民族主义图像化转向的出场语境,是网络民族主义图 像化生成的逻辑基础。而在网络民族主义图像化实践中,图像通过唤醒集体记忆奠定网络民族主义图像化实践情由、通过生产多元概念提供网络民族主义图像化实践资源、通过影响话语场域塑造网络民族主义图像化实践舆论,这些为网络民族主义图像化生成提供了条件。要加强对网络民族主义图像化实践中存在问题的有效应对,需要理性认知情感动员下的制度规约、合理遵循自主建构下的边界规范、科学反思话语争夺下的社会基础。
作者:郁有凯(1991—),男,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山东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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